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

[8]参见殷洁、王雨倩：《绝对化用语广告过罚失当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1期。

狭义的民族概念类似于英文ethnic group，广义的民族概念类似于英文nation. （一）狭义的民族：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 以现行宪法（2018）为例，使用汉族和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的内容和条文有：序言第一、五、七自然段中的中国各族人民，第十一自然段中的全国各族人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全国各民族，第十三自然段的中国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第4条的各民族、少数民族、任何民族、民族团结、民族分裂、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第30条的民族乡和民族自治地方，第34条的民族，第59条的少数民族，第70条第一款的民族委员会，第89条第十一项的民族事务、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第95条第一款、第97条第一款和第102条第一款的民族乡，第99条第三款的民族乡和民族特点，第107条的民族事务和民族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标题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12条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13条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第114条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第115条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6条的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民族，第117条、第118条、第120条和第121条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22条的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民族，第139条的各民族公民、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三是在国家治理的结构上，由肇始于民族-国家之民族的中华民族与其内部各族群（56个民族）及其个体的多层次身份关系，需要提交到作为民族-国家之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简化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以妥善解决，由此，国家→族群集团→个体传统模式便转化为现代宪制国家的国家→公民法律关系模式。

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22）第11条第十四项、第12条第十四项、第73条第九项和第76条第五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宪法国家机构所隐含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则是对宪法制度运行的组织架构。这一议题，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表征，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内涵要求，同时，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共同体——即使是其他国族人员（外国人），也可以通过我国法定的移民归化程序和归化要求，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个体成员。同时族群集团也具备了动员号召其个体成员的能力，也因此，族群集团具备团结其个体成员，并联合其他族群集团，反叛现行国家政权、甚至分裂国家的能力和可能。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由多个民族构成或生活着多个民族，便可界定为多民族国家。

（二）中国民族-国家之国族（中华民族）面向 一方面，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无论是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还是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三是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之关系上，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疆域范围一致的人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居住者、拥有者和建设者），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按照现行宪法确立的外交方针，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第七自然段）。由于意向性样式的不同，‘Brot对于德国人的意味和‘pain对于法国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词不能互换，事实上，它们都在努力地排斥对方。

即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诸如词汇、句子、结构等等是彼此排斥的，这些语言仍在其意图中相互补足。不难看出，这种划分的基准与其说是观念史本身的，不如说是按历史的通行标准对概念的自身意义所做的人为切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纯粹语言，无论原作还是译作都从它那里领受意义。没有翻译就没有理解，因为让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母语去阅读是不现实的，掌握自己母语之外的专业更不可能。

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粹语言。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模仿和学习，而是将这一概念桥接在中国物境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此相关联，中国宪制中的人民、宪政、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概念在隐喻意义上，正是西语的字母文字被中国化的结果，这些已中国化的东西无形中也成了西洋宪制的来世。语言是作为无法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而存在。学习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浅显到深入的过程。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不断涌入中国，为了其神圣的传教事业，他们对翻译自己的文化产品给中国人投入了极大热情，为此还编纂了类似于辞典的外语工具书。

在对Democracy的进一步表述中，李大钊就把劳工、经济、大众文学等方面的问题都挪借到Democracy概念中加以回应，当然这其中最深刻的关怀就是平等。中国只有被置于西洋自身的文化语境里才能被西洋理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宪制问题的汉语译词大都采用从中国历史典籍中借用现成词语。陈独秀就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无穷的能耐，是中国的救星。

辗转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中国宪制语境中的诸关键词，也就随着特定的译法流露出不同的神韵，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宪制的特定意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伴随着翻译活动的往复沟通，文化与语言并非定格在由历史事件来摹画的观念史之上，而是随着时间之流从古至今缓缓流淌，因地势高差而发展出不同的形状，悬者为瀑，伏者为涧，微者成溪，宏者入海。

这是瓦尔特·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文中的一段话。而我们的工作方式与从现在出发去回溯过往的这一方法有明显区别。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在中西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虽然总体而言，在学术分工愈加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无法确切地将这种研究归类到知识考古抑或观念史研究之中，但仍然就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当中掺了点法学的表达，也混了些历史的味道。中国在其自身的语言、文化中的意义也就在西洋的语言和文化中被重置和再生，西洋里的中国必然染有字母文字的意味。这恰是汉语与西语之间的亲族关系的典型特征。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一词常常与人民一词混用，两者都有构成一国之人群的含义。

在这个过程中，颇具西方性的语词被中国知识者转用在本土语境之中，也被赋予了充满历史印迹的任务。古汉语中的民主一词指的是民的统治者，在儒家文献中又与传统的圣王革命话语相关联。

严复倾向于把英语的civilization翻译为进化，凸显的是人的作为，带有进步的观念。而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加入了民主一词。

这也体现了在近代语境中的中国知识者对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考察、见解和诉求。这些最早来自西洋的陌生知识被部分地收进清代的《四库全书》。

它既深嵌于英国的政治文化之中，又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碰撞、妥协、混融而演进的结果。结语 综上所述，在宪制语境下去进行概念史研究或多或少需要穿梭于文化与语言之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宪制诸概念而言，更是如此。在此，我们以对几个典型概念的研究来尝试将这里的表述丰满一二。进而言之，汉语的面包（它不是中国固有食品，而是翻译过来的，严复把英语的bread译为比时）与德语、法语一样，在意向性上都指向的是同一种食品（中国人不可能把德语的Brot指向中国人所说的面条），但关键在于意向性的样式上：中国人对面包的理解总会与中国固有的一种食品作比较：一种同样是使用面粉，但不是烘烤而是通过水蒸制作而成的食品——馒头。

它在中国文化里通常是指一个事物通过一种神秘机制能够转化为另一种事物，而后一种事物通常会被看作是前一种事物的来世。中国人的面包味道是在与馒头味道的无形对比中所获得的。

模型可以理解为经验完型，如，争论就是一场斗争。这些关键词的引进及其发展并不是单向地接受彼时更为先进的西方及日本概念，而是概念语词在中国本土再生的过程。

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被赋予了中国欲求的新含义，也就进一步从一个政治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帮助中国的知识者方便地表达各种社会欲求。但严复有一点是错的，宪法不是日本人对汉语的宪与法两个字的拼合，宪法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固有词语。

在这一点上，严复是敏锐的，他有关宪制文化的译作基本都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调用固有词汇，这不仅仅为了汉语译本的雅训（文体的美感），而且也是在本雅明的意义上，从历史的联系中寻找或接近人类纯粹语言的一种努力。从人民概念的意蕴中走出，我们紧接着谈谈民主概念。除此之外，像民主共和国体等都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原有的，它在近代被译者调用出来，这也说明了本雅明有关人类纯粹语言的历史联系的深刻洞见。这种宪制话语由人民、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一系列概念组成，探究这些概念本身的发端与演进，对研究中国宪制及其相关制度实践而言尤具价值。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与西洋遭遇就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

动物的叫声不能归属于说话（语言）的范畴。这里顺便提及一个概念史研究的小事：传教士翻译创造的汉字借词有不少既为中国的翻译者比如严复援用，也传至日本为日语所吸收。

constitution无论在英国历史文化中具有何种意义，它一旦进入中国的语言文化语境，就无法割断与汉字宪（憲）与法的意义粘连和想象。其实，早在古代文献中就有了人民一词，其含义与普罗大众或平民几无差别。